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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侯云姗新戏特辑发布 讲述选角背后故事

发稿时间:2020年08月13日 04: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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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

    ——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

    李强

    本文语粹

    ●就近城镇化的反面是异地城镇化,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,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,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。

    ●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,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、现代化的转型。需要注意的是,就地城镇化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,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镇化。

    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起源于农村两个很重要的政策,一个是把种地的权利还给了农民,叫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,另一个就是城市的包容特征,即农民可以进城工作了。在此之前,农民不能自由进城工作,获得不了城市的经济资源。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劳动后,自由市场、菜市场马上就发展起来了,农民可以到城里卖东西,一下子就获得了市场资源。所以,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包容性政策就是让农民进城。但是很可惜,虽然最初起点是包容性的,但城镇化官网中的一些体制、制度、要素还具有不包容特征,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。我们可以称之为:制度的不包容,群体的不包容和资源配置的不包容。

    那么,怎么通过就近就地城镇化来实现一些制度上、群体融入上、资源配置上的创新呢?我们的城镇化对策,当年主要是发展小城镇,对发展大城市有顾虑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“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,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”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的思路,与上述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是一致的。

    何谓

    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,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,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。就近城镇化的反面是异地城镇化。从中国的地理特点看,地级市和县级行政单位,不仅在地域文化上具有相似性,同时随着交通机动化的快速发展,地域范围内的通勤也变得十分便利。从中国的县域来看,县确实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,问一个人是哪里人,一般老百姓认同的都是自己所在的县。

    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,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、现代化的转型。但是,需要注意的是,就地是有条件的,不是说农民上楼就是就地,强迫农民上楼那是很可怕的。就地城镇化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,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镇化。

    我们国家的特点是,县是我国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功能比较完备的行政区划单元。目前,我国人口大部分分布于县域范围。县域内往往特色经济发展凸显,能在区域内形成核心竞争力。发展县域经济不但成本低,制度阻力小,也有利于人口集聚后的社会融合。

    县域能够聚集人口达到一定规模(约50万),我们调查研究发现,从流动人口的意愿来看,他们也希望去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地。地级市和县城对于农民有很强的吸引力,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农民工及其孩子,他们不愿意到规模太小的小城镇定居。

    就近、就地城镇化的几种模式

    就近城镇化有三种模式:一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;二是强镇崛起带动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;三是以地县市为单位推进全域的城乡统筹、城乡融合、城乡一体化的就近城镇化。

    就地城镇化也有三种模式:一是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;二是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;三是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。第一种最简单,比如北京市提升近郊的乡村,这当中也需要依靠制度创新,采取一种新的城乡统筹的体制;第二种地方精英带动,比如华西村、刘庄、北京韩村河、蔡家洼等;第三种是外部资金注入式的,成功的城镇化需要大量资源的聚集。

    村庄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因素,包括产业培育和就业结构的转变、土地的资本化、地方精英的资源整合作用、交通机动化的影响以及农民返乡意愿等。

    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

    城镇化必须符合农民意愿。调研证明,在2亿多农民工中,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体。农民工按出生年代可分成四代,1990年后出生的,1980年-1990年出生的,1960年-1970年出生的,1950年以前出生的,越是年青一代的农民工越不打算回乡就业,即便回乡就业,也很少有人选择回农村。

    如果回乡就业,近80%农民工不愿意再选择在农村工作,只有195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愿意回到村里面去。回去做什么呢?只有15.7%的人愿意务农,剩下的当然愿意到工厂劳动、经商、做买卖等。农民愿意去哪里定居呢?镇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,只有不到1/5,想去县城定居的占35%。调研发现,农民在城镇里面买房的比例已经比较高了,根据近来的数据估算,全国有近30%了,在某些省份比例达到近40%。

    异地城镇化的困境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选择

    异地城镇化目前问题很多,“半城镇化”问题突出、城乡难以统筹。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动力非常不足。农民工社会保障省内统筹和全国统筹困难都很大,农村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的闲置,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短缺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    就近、就地城镇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难题,包括降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、促进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与保障中国农业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、城乡统筹的实现。目前城市发展官网中,大城市吸纳人口占据了过于主导的地位,过多地聚集了各类资源,相比之下,县域发展却严重缺乏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,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。长此以往,非常不利于城乡统筹、城乡融合发展,不利于乡村振兴。培育一批承接城市职能和实现产业疏解,同时辐射乡村、引导适度集聚发展的就近就地城镇化,已经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    建立在就近就地城镇化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。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如果不是依托在城镇化基础上,农村将难以振兴。因为农村振兴难度很大,农业生产有天然的弱势,农业生产周期慢、劳动极其艰苦、很多产品难以长期保存。十九大报告讲乡村振兴,第一个讲的也是产业兴旺,“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”。就近就地城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功能。目前,由于交通便利,不少农民工家住在乡村、劳动在附近县城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普遍。互联网、“淘宝”营销覆盖了广大乡村,给农村的生活和经营销售带来极大便利,这些也都是以附近城镇为依托的。

    最后,还是要强调千万不要误解“就近就地城镇化”,不要强迫,不要长官意志。笔者调研中发现在一些不具备就近、就地城镇化条件的地方,也出现过违背农民意愿的所谓城镇化建设,强行并村、建设所谓农民居住的“中心社区”。农民居住到中心社区以后,没有就业着落,又远离自己的耕地,造成了严重的、新的社会问题。

    总之,针对以往大城市吸收资源的不利条件,可以通过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思路,来探索制度包容的创新、群体包容的创新和资源配置包容的创新。

    (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科资深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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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金经理的离职潮,今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《金证券》记者注意到,2019年至今的短短40天中,已有261只基金产品(不同份额分开统计)更换了基金经理,即便不同份额合并计算,也有173只产品更换了基金经理,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。

  “年初基金经理变动频繁,离职的也特别多,往年一般从春节后到3月底才是高峰。”沪上某公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说。他所在的基金,年初至今已有10多只产品更换了管理人,囊括股票基金、混合基金、债券基金、货币基金、封闭式基金、指数基金等多个品种。

  建仓期没结束 诺安明星基金经理就离职

  同花顺(300033)iFinD数据显示,截至2月19日,今年来已有261只基金产品更换了基金经理,如果把同一产品不同份额合并计算,这个数字也高达173只。

  “更换有多种可能,也许是基金公司正常的战略调整,也许是新基金发行导致原岗位调整,也许是考核不合格导致岗位调整,也有可能是基金经理离职了。总之要辩证看待,规模大的公司基金经理变动数量多一点不奇怪,中等或者小规模的公司如果核心产品换人掌舵,投资者就要留点心眼,后面很可能跟随的就是产品投资风格的调整。”上述沪上公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说。

  某第三方基金评价人士对《金证券》记者表示,除了明星基金经理离职、核心产品换人需要关注外,基金产品的人均任职年限也要留意。“那些历任基金经理非常多、人均任职年限非常短的产品,基民尽量回避。尤其是那些靠明星基金经理站台募集,但时间很短就走人的次新产品,很可能建仓期都没有结束。”

  1月22日,诺安基金(博客,微博)一口气发布六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,旗下明星基金经理盛震山因个人原因离职,不再担任原由其管理的6只诺安旗下基金。《金证券》记者注意到,去年四季报显示,盛震山离任的诺安积极配置混合去年7月27日成立,建仓期为6个月,截至去年12月31日基金建仓期尚未结束;离任的诺安优化配置混合去年9月20日成立,建仓期为6个月,截至去年12月31日基金建仓期尚未结束。

  该基金评价人士表示,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,希望以后监管能够完善,“既然基民是冲着明星人物买入的,宣传的卖点也在基金经理上,总不能建仓期都不满就走了,总得给基民一个交代。”他透露,从基金经理准备变动到正式公告,基金公司内部要走流程。1月发公告的人员调整,去年底肯定已经定下来了。

  内部大调整 泰达宏利18只产品已换人

  变动频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离职的基金经理迅速增加。沪上公募基金人士对《金证券》记者说,就其所了解情况看,今年离职潮来得早和去年行情不好、各家基金公司加大调整力度有关,“往年三四月是辞职高峰,一般是基金经理拿到年终奖后,但2018年行情哪有年终奖可拿,想离职的早早提出来了。而业绩不好,导致不少基金公司内部调整提前,基金公司之间的流动也在加快。”

 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,截至2月19日,今年以来已有30多名基金经理离职,不少基金公司同时有三四位基金经理离职。

  例如,1月11日泰达宏利基金公告,泰达宏利先锋混合原基金经理邓艺颖因离职而不再担任基金经理;1月22日公告,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王彦杰因工作原因离职;1月25日公告,基金经理杨超因工作安排离职,不再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。《金证券》记者注意到,今年以来,泰达宏利已有18只基金更换了基金经理,其中涉及明星基金经理杨超的有11只。“这应该是公司内部的一次大调整,投资总监和明星基金经理都离职了。”上述第三方基金评价人士透露,传闻杨超去了其他基金公司。

    基金经理离职也可能与其管理的产品去年业绩不佳有关。例如,1月3日东方基金密集发布6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,其中王晓伟卸任东方主题精选基金经理后,不再管理公司任何公募基金,不再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。记者注意到,王晓伟任职回报为-41.25%,排名基本垫底。1月29日中融基金公告,基金经理孔学兵因个人原因离职。记者注意到,孔学兵卸任基金经理的3只基金均为权益类产品,在其掌管期间亏损幅度均在30%以上。

来源:南方日报网络版  责编:热播